紙張尚未因歲月流逝而變得黃脆，油墨和顏料也并未變質暗淡，但這些作品里所反映的生活卻離我們越來越遠了，現在看來有了濃重的懷舊意味。上個世紀70至80年代初，年輕的應天齊創作的30多幅木刻版畫和水粉宣傳畫，將在書吧里展出一個月，其創作經歷也因此鋪陳開來。7月29日的午后，他和參觀者們談起了那段充滿激情和矛盾的創作經歷。
藝術靈感源自生活
這個題目為“過去式”的展覽中，所展出的作品里大多有一種樸素而亢奮的氣質。應天齊在講座中說，把這些保存在箱子里，從未公開展覽的舊作掛出來的時候，連他自己都覺得很陌生，當時的生活情景一幕幕浮現眼前。波普藝術的創始人勞森柏說：“生活就是藝術，藝術未必比生活更高明。”在應天齊最初的創作中，大多數素材都來源于日常的生活點滴，雖然缺少不了粉飾和美化。
在畫展最顯眼的位置，掛著一幅他在上個世紀70年代所畫的一幅宣傳畫里，兩位健壯紅潤的男青年正在比腕力，其他家庭成員圍繞著他們，臉上是幸福的笑容，客廳寬敞而明亮。應天齊說，這幅畫的靈感來自他下鄉插隊的哥哥和弟弟回城探親時，經過勞作和鍛煉，體格強壯，臉色紅潤，一到家便在桌子邊比腕力。當時應天齊覺得下鄉插隊對兄弟們確實是一件好事情，這種情緒是真實的，但畫中客廳的陳設則相當于他自己想象的烏托邦—客廳寬敞，地板清潔，桌子鋪有桌布，五斗櫥上放著收音機……這就是他當時所向往的奢侈空間。而實際的生活質量卻是有天壤之別，應天齊當時一家九口擠在一個狹小的屋子里，兩張桌子拼起來便是床，姐姐睡桌面，弟弟睡桌底。
作品融入個人情感
就算在創作純粹為公共性主題服務的年代，應天齊總是不放棄把個人情感融入公共性主題的機會，當時有人評價他的作品過于溫情，缺少戰斗力，但這股旺盛的創作熱情卻一直延續至今。
應天齊說，當他剛剛當上中學教師時，大年初一從學校騎自行車回家的路上，看到一群幼兒園的孩子們排隊唱歌去農村，給農民拜年送肥。于是他便根據這個素材，創作了《支農小分隊》這幅木刻版畫，既表現了孩子們天真無邪的面貌，又符合“為工農兵服務”這個主題。
改革開放后，應天齊的創作題材豁然開朗，“為工農兵服務”不再是唯一主題，他開始有了更廣闊的創作空間。他在1978年所創作的《漁汛》，近景是一張漁網，遠景是漁港忙碌的景象，畫面抒情寫意。同樣的題材，他在1983年所創作的黑白木刻《出海》，明顯有了更多私密性的元素，臉帶紅暈的女人手執針線，為即將出海的愛人縫補衣裳，這種情愛題材在更早以前是鮮見的。
創作有了新突破
1985年畫家吳冠中的“形式與內容”的爭論以及1986年由外國藝術家勞森柏引入的“波普藝術展”對應天齊的影響很大。當時勞森柏在中國的講座引起了轟動，年輕的藝術家們甚至坐在講堂的地上。社會環境的改變，藝術理論的刷新，使應天齊的創作領域有了新突破，從西遞村、世紀末砸玻璃、大剪紙和對話觀瀾古鎮后，對于當代藝術公共性和私密性的關系，他有了更多的思考。
近年來，應天齊經常有出國參觀和講學的機會，去年他去法國參觀講學時，現場演示水印版畫的技法，同時還參觀了著名的法國蓬皮杜當代藝術中心。在那里，應天齊意外地發現與中國歷史題材相關的當代藝術作品，其中一幅畫取材于《我愛北京天安門》這幅年畫，孩子們興高采烈地畫著天安門城樓，窗外有一個挑菜的知識青年走過，遠景是克里姆林宮。當年這張年畫的發行量很大，表達了一個公共性的主題，在當代藝術的創作中滲透了更多元素，取得不一樣的藝術效果。
應天齊說，在上個世紀70年代，許多行為堪稱大型的“行為藝術”和“裝置藝術”。當時他所居住的安徽省蕪湖市有一條最繁華的商業街中山路，兩邊的樓房全都被刷上了紅色油漆，在夕陽西下時，走過這條街道，天空和街道都是一片紅色，那個景象讓應天齊至今難忘。他說可惜當年手邊沒有油畫箱，否則一定要用畫筆記錄下來。他說，現在只是為觀瀾的一座古碉樓包裹上紅色剪紙，都覺得算是一項了不得的裝置藝術創作。
木刻版畫在中國的思想傳播史上立下汗馬功勞，但中國版畫的發展現狀卻不太理想，應天齊一直希望能通過努力，推動這門藝術的發展。這次“過去式”的展覽規模雖然不大，但卻從美術館轉到一個和生活關系親密的咖啡館中，也許這樣能更好地挖掘藝術家的文化思考和另類創作，更好地感知生活。普通的觀眾可以在老版畫中懷舊及遐想。
應天齊簡介
著名版畫家應天齊為深圳大學教授、西安美術學院客座教授及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其代表作《西遞村系列》水印版畫曾多次獲中國文化部、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版畫家協會、日本中國版畫獎勵會等機構頒發的各種獎項。該系列4幅版畫原作和印版近期以19.2萬元成交，創造了當今中國版畫拍賣的最高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