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不存在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設計自然也有其根源可以追溯。我們認為，無論東西方傳統的設計理念有什么樣的差異，設計在最開始產生的那個時段（可能是一個瞬間，也可能是更長的時間），都是建立的這樣兩個條件之上：一是人類出現了利用雙手和工具改善或改造自身生存環境的意識；二是擁有奠定此意識產生的物質基礎和建立在此意識之上的技術條件——生產力和科學技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也就是說，設計從其誕生之日起便企圖利用帶有“技術含量”的種種手段改變原有事物，并使其更加適合人類的生活、生產。基于這樣的理解，我們可以看出，設計應該服務于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并最終引導這種日常生活的進步，因為設計的主體是人，其中心也正是人的日常生活。
在古代中國的造物思想中，“利人”是一個較早得到廣泛討論的話題。先秦的墨子認為：“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集中反映了他的造物思想。在墨子看來，對人有利的“巧”的設計才是好設計，反之就“拙”。在這里，“拙”并不等同于中國傳統美學范疇的概念，而是確指“不利于人”的東西。所以在一個物品正式誕生之前，應用于其上的“巧思”至關重要。古人重道而輕器，“道”很玄妙，同時也很具體。老子認為“道可道，非常道”，是說“道”中有不可言說的玄妙；王艮則說“百姓日用即道”，向我們展示“道”無所不在，而且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里面。由此可見，古代中國哲人對關注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的設計行為是贊賞有加的。另一方面，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說也認為造物設計是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必不可少的事物，《考工記》強調“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進而論述“六職”的區分。在傳統儒家思想看來，一方面造物設計的“百工”遠不如“坐而論道”的“王公”、“作而行之”的“士大夫”，造物設計是較為低級的工種；另一方面認為造物設計的主要工作任務是“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也就是說，盡管儒家認為“百工”地位低下，但也肯定了其工作成果——“辨民器”。這也是古代中國出現較早的關于設計目的的闡述，張道一先生將其注譯為“置備民眾生活所用的器物”，也將這一命題帶入了我們“設計為人”的話題。
一旦明確“設計為人”成為一個事實，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設計應該為什么人？
進入現代社會以來，設計界曾經一度熱烈討論過“設計是否應該為人？”、“設計應該為什么人？”等類似的問題。奠定現代設計學說基礎的莫里斯也曾就此問題發表過一系列演講，他認為“（藝術設計）不能只為少數人服務，不能僅僅為了少數人的教育和自由”、“為人民所創造，又為人民服務的，對于創作者和使用者來說都是一種樂趣”。在這里，莫里斯逐漸將藝術與設計的相關問題抽象于設計本身之外，從對純美學的發難開始進入到范圍更加寬廣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從而也為我們對設計本質和設計倫理等問題的探討帶來了全新的視角，并且在具體的事務上逐漸明確了自己的選擇。
如前所述，無論經濟發展到何種程度，人類社會總是可以大致分為大多數的平民和少數的貴族兩個大的群體。那么，面對這樣的現實，設計應該為哪一群體呢？平民和貴族對“物”的要求雖然在其根本的功能上是一致的，但經濟實力的巨大差異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階級的劃分，使他們對“物”的外表的需要或追捧確實有著天壤之別。一般而言，普通民眾日常所用的器物在功能具備的前提下，無論材料、制作、紋飾等都是大眾化的，因而在市場上流通的價格也較易為平民所接受。而貴族階級則追求稀有的材質、精良的做工、考究的裝飾等“不一般”的東西，用以區別于平民，甚至追求“獨一無二”以區別于其他貴族，從而獲得“唯我獨尊”的心理滿足。幾千年流傳下來大量的民間工藝品和宮廷用品訴說的正是在這一“潛規則”下古代造物設計所產生的巨大差異。這一點上中西方莫不相同。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由于社會財富在某種程度上的“平均化”，封建社會專供貴族使用的黃金珠寶等貴重首飾也“飛入尋常百姓家”。另外，由于現代設計脫胎于商業經濟的土壤，自身也可以形成固定的“品牌”及一定的價值，即所謂設計的附加值。一方面由于市場經濟的導向，民眾大量出現對物質的追捧；另一方面，商品的“品牌價值”也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了設計品的“附加值”，進而刺激社會群體中的“精英分子”對這種高附加值的極品品牌奢侈品的追逐。于是，在所謂“消費主義”的倡導下，越來越多的設計智慧投身于一系列高端消費品的設計事務中，生產出大量的與百姓日常生活不甚相干且流通價格遠高于使用功能價值的“奢侈品”，如各種貴重的香水、服裝、汽車、鐘表、珠寶等，隨之產生的便是各式奢侈品設計的流行風氣，其使用人群也儼然成為現代社會的新興“貴族”。
其實，“奢侈品”問題并不是現代商業社會才開始出現的，在漫長的古代社會，類似情況的發生也不在少數，當時的思想家也試圖在理論上做出正確的指導，并在此基礎上開始評判造物設計乃至造物設計者的良莠。管子說：“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生。”樹立的便是這樣一個準則。管子認為，一個優秀的造物設計者應該將自己的巧思花在有用之物的創造上，而不是以獵奇、“玩好”的心態創造“無用之物”，并進而將后者歸結為“不守法者”，即不遵守社會公共秩序、違背道德倫理的人。毫無疑問，管子的這番論斷對我們今天日漸重視的設計倫理的理論建構是極具意義。當然，奢侈品牌的昂貴價格往往集包括其品牌、廣告營銷、終身服務等各種價值于一身，自然也包括了商品本身的使用功能。一般而言，奢侈品牌在進入商業社會之前都是專為宮廷提供服務的，這也就為其品質做出了良好的保障。因此，在使用功能方面其他一般品牌很難望其項背。所以說，奢侈品牌所倡導的人性化設計、全方位服務特別是其對商品本身的“精品意識”，是值得“為大眾的設計”所學習和借鑒的。
應該說，社會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人們開始有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意識，這本身并沒有道德品格上“善惡”評價的必然性。只是當這種風氣一再蔓延，擴散到整個社會并盲目出現大量的類似產品時，由于設計意識的這一偏差所引發的社會問題才漸漸浮出水面，進入公眾的視野。如當代商業設計中，過多虛華裝飾或包裝以提高“檔次”為借口，這在有意無意之間既提高了商品的價位，也產生了大量的包裝垃圾，成為現代商業設計特別是包裝設計的一大頑疾；又如公共藝術設計上一味的追逐紀念碑式的“標志性”而忽略了本應該具備的人文情懷；再如政府規劃設計中對“綠色設計”近乎盲目的崇拜，不顧自身城市的實際情況興建大面積的綠地、水面，而不考慮本已緊張到極限的城市水資源，如此等等。一系列的事例說明，我們倡導的“設計為人”還存在很多值得探討的問題。如從時段上來說，設計是為“短時期內的人”服務？還是以長遠的眼光關心整個人類的未來？相信任何人面對這一問題，都會選擇后者，只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又會受到多種因素，特別是商業與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操控。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本，還在于我們的設計師在創作時沒有很好的把握一定的倫理底線，乃至面對各種反常規的現象無動于衷，進而成為一種設計師的“集體無意識”。設計史上“有計劃的廢止制”理論的出現便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在這一理論的影響下，生產商為了促進商品的不斷完善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也促成了人類社會生活的進步，所以這一理論的出現對當時和以后的經濟確實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但由于不斷刺激經濟的需要，生產商在推出新產品時總是將目前研發的最新成果作為“保留”產品，選擇一定時段之后再推出。長此以往，消費者手中“用之不得，棄之不舍”的“雞肋”產品也越來越多。另外，日用品生產商在推出一些生活必需品時，也按照同樣的設計理念設定產品的“有效使用期限”，致使人們生活中逐漸積累大量的“泡沫產品”，更為人們的日常生活增添了無窮的麻煩。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基于“有計劃的廢止制”理論生產的這類“泡沫產品”是對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無端浪費，甚至使對人類智慧的挑戰和踐踏。因此，從設計倫理的角度來說，從包豪斯時代設計“功能主義”至上的原則到20世紀中期出現的“有計劃的廢止制”的理論，無疑是傳統社會倫理意識在現代設計中的一種不自覺的倒退。
從本質上講，“設計為人”這一命題就是將設計的任務付諸于人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僅僅停留在“人機工學”的層面。所以，設計師在進行創作時不能一味的追隨、附和生產商，甚至“策劃”一些能在短時間內產生經濟效益卻對消費者存在欺詐或對人類生存環境有長期損害的產品或活動。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一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還寄希望于具有遠見卓識的生產商在經濟利益上做出較大的讓步，并取得設計師的積極反應。所以，“設計為人”這一命題關乎的不僅僅是生產商、設計師，也涉及到消費者甚至社會的方方面面，我們不能企圖靠任何單方面的一己之力解決，也不能奢望一勞永逸。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放棄，在推進解決“設計為人”這一命題及隨之產生的一系列子命題的具體事務上重拾中國設計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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