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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法學》2011年第7期
【摘要】具有獨創性的漢字印刷字體之單字屬于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美術作品。漢字字體包括印刷字體具有抽象的風格特征故不具可復制性，從而不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漢字印刷字體字庫包括其數字化的軟件字體字庫因不具獨創性，依法不能構成美術作品包括匯編美術作品。
【關鍵詞】漢字印刷字體；單字；字體字庫；字體軟件字庫；獨創性；美術作品；著作權
【寫作年份】2011年

【正文】

　　一、關于漢字字體、漢字印刷字體及單字和漢字印刷字體字庫

　　(一)漢字字體及其單字

　　“字體，又稱書體，是指文字的風格式樣。”“中國文字有正、草、隸、篆、行五種。每種字體中，又根據各種風格，以書家的姓氏來命名，像楷書中有歐(歐陽詢)體、顏(顏真卿)體、柳(柳公權)體等等。”[1]字體其實就是指趨同或者統一的某種特定的文字之表達特性與風格特征，或稱文字的字型風格或字體形象。某種特定字體的字型風格、字體形象覆蓋了這一字體的所有單字，具體滲透和表現在這一字體的所有單字上。例如愛新覺羅·啟功先生創立了自成一體的“啟功體”，又如舒同先生創設的獨具風格的“舒同體”，各自獨有其特定的字形表達特性或稱風格特征，無論通篇長卷還是匾額題詞，稍通書法者一眼即能辨識。盡管啟功先生或舒同先生在兩次落筆書寫同一個漢字時，其著墨筆畫或許會稍有變化，但是其特定的字形表達特性即風格特征卻是非常趨同和鮮明的。字體本身是概括的、抽象的和無形的，字體必須落實與依附在具體的、有形的單字或單字集合上后才能顯示和表達。

　　(二)漢字印刷字體及單字

　　印刷字體是“指供排版印刷用的規范化文字形體”，而印刷的定義在國家標準《印刷技術術語》中被闡明為：“使用印版或其他方式將原稿上的圖文信息轉移到承印物上的工藝技術。”[2]所謂印刷字體，就是將原稿上該字體的文字字形通過技術工具以印刷方式轉移到承印物上并且保持該文字字形在印刷前后一模一樣的字體，就是通過規范化、規格化、模具化的印刷技術手段機械性復制再現或者數字化復制再現“規范化文字形體”。

　　漢字印刷的技術手段先后主要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第一歷史階段是早期發明的雕版印刷階段，其先將寫好的文字反貼于木板上，然后將木板雕刻成反體凸字的印版。當時我國雕版印刷的主要字體是宋體楷書。第二歷史階段是畢異發明了印刷活字以后的活字印刷階段，從膠泥活字、木制活字、銅制活字一直演變為后來最常用的鉛鑄活字。近現代的鉛鑄活字通常是通過字模制造的，字模一般就是凹型字符的鑄字模具，用鑄字機通過字模將鉛合金鑄成活字再進行活字印刷。由于漢字單字的數量成千上萬，字形復雜多變，設計費時費力，字模制造困難，所以多年來我國漢字成套活字印刷字體主要局限于黑體、楷體、宋體與仿宋體。第三歷史階段是王選教授發明了漢字激光照排系統后的電腦照排階段，就此告別了鉛與火的歷史，邁人了光與電的時代，告別了我國已經沿用數百年的活字印刷技術，進人了計算機激光照相排版的數字化印刷時代，從此傳統的鉛鑄活字字庫進化為由計算機軟、硬件有效支持的數字化計算機軟件字庫。通過計算機運作的數字化字庫之漢字印刷字體至今主要仍是黑體、楷體、宋體與仿宋體等，但一些創新的漢字印刷字體例如倩體、靜蕾體等也陸續通過數字化技術脫穎而出。

　　(三)漢字印刷字體字庫和漢字印刷字體軟件字庫

　　漢字印刷字體字庫就是某一漢字印刷字體之若干數量的單字及其字符等按照國家標準、行業標準、企業標準或者其他標準的規模化集合，例如過去遵循GB2312-80國家標準規定的單字數量及其排列方式的鉛鑄活字規模化集合所組成的傳統漢字印刷字體活字字庫；還有現在遵循同一GB2312-80國家標準依靠計算機漢字激光照排系統運作與實現的數字化漢字印刷字體軟件字庫。當今漢字印刷字體軟件字庫的數字化運作離不開計算機軟件這一技術手段。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互聯網還沒有問世，而發展伊始的計算機軟件也還沒有介人字體領域，但我國國家標準主管部門就已于1981年5月1日起施行作為國家標準的GB2312-80簡體漢字字符集字庫，其全稱為《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集》，其共收錄6763個漢字，并對該6763個漢字進行了“分區”處理。當時，例如黑體、楷體、宋體與仿宋體等各類漢字印刷字體適用該國家標準后就形成了相應各類漢字印刷字體活字字庫。上述GB2312-80國家標準一直沿用至今，不但原來傳統鉛字的漢字印刷字體活字字庫，而且后來居上的數字化漢字印刷字體軟件字庫，都適用這一國家標準規范。科技進步的巨大力量至今已經將傳統鉛字的漢字印刷字體活字字庫從市場到工廠全面淘汰出局，現在使用的都已全面演變為數字化的漢字印刷字體軟件字庫。例如1995年漢儀公司就向市場推出了其56款計算機漢字印刷字體軟件字庫；而方正集團目前在市場上推廣應用的是包括方正黑體、楷體、宋體、仿宋體與倩體等數以百計漢字印刷字體軟件字庫；此外，還有諸多如漢鼎字庫、文鼎字庫、微軟字庫、長城字庫、華康字庫、華文字庫、創藝字庫、金山字庫、昆侖字庫等等，都是漢字印刷字體軟件字庫。

　　(四)漢字印刷字體字庫的計算機軟件

　　漢字印刷字體字庫的計算機軟件是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的技術手段和技術支柱。漢字激光照排系統對漢字字體軟件字庫的運作及其單字的調用都離不開計算機軟件或其電子產品。但即使這樣，對于漢字印刷字體軟件字庫及其單字，計算機軟件仍然只僅僅是實現其再現、傳輸與顯示、打印功能的技術工具而已。運作漢字印刷字體軟件字庫的計算機軟件可能依法構成計算機軟件作品，但其不屬于本文討論的美術作品。

　　二、域外字體、印刷字體及其單字的法律保護狀況考察

　　(一)日本著作權法的規定及相關案例

　　日本著作權法規定了美術作品及其項下的書法類內容，法院在相關案例中也予以保護。[3]

　　例如在“動書I事件”一案中，法院將當作標題使用的字體單字，視為美術作品項下的書法內容保護，認定其構成“著作物”即作品。但該案認定被告的行為并沒有構成侵權。[4]在“J士字體事件”一案中，法院強調保護字體單字的條件是其“必須與原先字體相較之下存有顯著特征之獨創性存在；且其本具獨創性的漢字印刷字體單字是著作權法保護的美術作品身需同時具備美感特征而可成為美術鑒賞之對象，方屬相當”。[5]法院認為該案中涉案之字體及單字，與原來一貫應用的“ゴシック夕體(gothic字體)”并無顯著差異，無法滿足上述獨創性與美感之要件，因此不能被認定為“著作物”或者“應用美術著作物”。[6]

　　(二)我國臺灣地區保護印刷字體的專門化法律規范

　　我國臺灣地區1992年修正公布之“著作權法”第5條第1項明列作品即“著作”的類別，但其具體內容則授權著作權主管機關制定各類著作之例示加以明確。1992年我國臺灣地區內著字第8184002號公告“‘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將第二項第四款“美術著作”闡明為：“包括繪畫、版畫、漫畫、連環圖(卡通)、素描、法書(書法)、字型繪畫、雕塑、美術工藝品及其他之美術著作。”其中將關于印刷字體的“字型繪畫”與一般書寫的“法書(書法)”并列。1998年再以“第8703775號函釋”，將“書法”定義為“系指就文字以個別獨具之技巧予以書寫之創作”，將“字型繪畫”定義為“屬繪畫之一種，系指一組字群，包含常用之字匯，每一字均具有相同特質之設計，而表達出其整體性之創意。”此外，我國臺灣地區1996年曾通過其內著字“第8508305號函釋”認定由電腦產生的“字型”不能成為“字型繪畫”。但在1997年又通過其內著字“第8616210號函釋”進行了糾正，認為“著作權法”關于“著作”之定義并未限定著作人所使用之創作工具及其著作完成時所附著之媒體，創作者憑其經驗與靈感，利用電腦繪圖系統程式表達思想或感情，仍可為創作行為。[7]

　　(三)德國保護印刷字體的《字體法》

　　參與發起簽署《印刷字體保護及國際備案協定》的德國，在其1986年終稿的專門的《字體法》中規定：“對于獨創性的印刷字體，可由著作權法依圖案和外觀設計法按照模型進行法律保護；印刷字體的保護期間為10年，可以續期5年、10年、15年，累計不超過25年。”此后德國法院對很多印刷字體設計給予了法律保護。例如“未來字體”的設計者之一Paul Bauer的繼承人成功地指控了鑄造未經授權使用“未來體字型”的侵權行為。[8]

　　(四)英國及我國香港以版權和外觀設計雙重保護印刷字體及單字

　　1986年英國發布白皮書認為：“雖然個別字體可以根據現行版權法獲得保護，或作為一種外觀設計予以注冊，但整套字體的設計并不能根據《1949年注冊外觀設計法令》進行注冊，甚至可能不符合獲取版權保護的資格。”英國1988年通過的《版權、工業設計和專利法》規定個別字群或個別字母可以獲得版權保護。該法第178條實際上將印刷字體的個別字群或個別字母歸類于“印刷時使用的裝飾性圖案”。該法第55條規定，印制字體的版權保護有效期為25年。該法第54條又明確規定：“對于附有印刷字體設計的藝術作品，下列情況不屬于侵犯版權行為：(a)在一般打字、作文、排版或印刷過程中使用該字體；(b)為上述使用而管控任何物品；(c)處置因上述使用所產生的文檔與材料。”即使上述物品涉及侵權，亦不認定侵犯該作品的版權。英國一直通過版權法和外觀設計法雙重保護印刷字體的“個別字群甚至于個別字母”，但其版權法第54條又特別規定了相應的“視為不侵權”的例外情形。[9]

　　鑒于歷史原因，現行《香港版權條例》因循英國1988年《版權、工業設計和專利法》，一方面認為其涵蓋漢字字體及單字；另一方面也沿用了該法第54條“視為不侵權”的例外規范。[10]

　　(五)美國對字體字庫軟件和印刷字體及其單字的法律保護

　　美國對于字體或印刷字體及其單字、字庫的法律保護，主要反映在對相關字體軟件字庫之計算機軟件的法律保護和對字體包括印刷字體及其單字能否作為“繪畫、圖形與雕塑作品”保護兩方面。

　　對于前者即字體軟件字庫的計算機軟件，美國版權局在1988年還認為字體及字庫的數字化表現形式不構成獨創性創作，因此不給予相關計算機軟件以版權登記，但兩年后美國版權局卻決定給予“能生成特定字體的軟件以版權注冊登記”。[11]Adobe訴Southern Software Inc. (SSI)案[12]是一個典型案例。

　　對于后者即字體(包括印刷字體)及其單字能否作為“繪畫、圖形與雕塑作品”保護，美國的情況較為復雜。一方面美國版權法本身并沒有排除對其進行保護，而《美國版權法》第101條還明確了“繪畫、圖形與雕塑作品”包括“印刷體”(prints)等平面或立體作品。[13]美國版權局曾于1911年給予字體字庫以版權保護；但1976年后不再給予字體字庫以版權登記，認為其不能滿足《美國版權法》第102條所規定的獨創性與“分離特性與獨立存在”條件(即根據美國版權法的規定，作為實用物品只有在其具有的繪畫、圖形或雕塑的特征能夠與字體的實用功能相分離并能夠獨立存在的時候，才可認定其可版權性)。美國版權局涉及版權登記的相關規則例如C. F. R第202.1條“不受版權保護的對象”(a)款規定，“單詞和短詞組例如姓名、名稱與口號，常見符號設計，印刷裝飾、字母或顏色的微小變化，成分或內容的簡單列舉”都不屬于版權保護對象。又如C. F. R第202.1條(e)款又規定了“typeface as typeface”不受版權保護。然而，這里沒有簡單表述為“typeface"即印刷字體，而是表述為“typeface as typeface"，筆者認為其意即“僅僅作為印刷文字之傳情達意功能用的印刷字體”。盡管美國版權局在其相應規則中明確了“words and short phrases”和“typeface as typeface”的“不可版權性”，但這僅是美國版權局的規則，并非法律位階上的美國版權法直接規范。可以注意到，在近年來的美國法院相關案件的審判實踐中，法院并沒有從根本上一概否定字體包括印刷字體及其單字的“可版權性”，大多沒有僅僅簡單援引美國版權局的上述“不可版權性”的規則，而常注重于《美國版權法》第102條規定的“獨創性”與“分離特性與獨立存在”的判析。加利福尼亞中區地方法院2010年審理與簡易判決的Zhang v. Heineken訴訟案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該案法院以簡易判決駁回了Yu Zhang要求裁定其“傳統中國畫”系列漢字書法作品是“可版權的”并給予版權登記的訴訟請求，但駁回的主要理由不是其不能滿足“分離特性與獨立存在”之條件，也不是“不可版權性”，而是“盡管獨創性標準對作者所做創造性之量的要求是低的，但它不可忽略”，盡管“YuZhang的‘傳統中國畫’是精心制作的，但未達到最低獨創性要求”，“即使是用毛筆書寫的。”[14]

　　(六)《印刷字體保護及國際備案協定》

　　與印刷字體相關的唯一國際公約是《印刷字體保護及國際備案協定》，[15]其于1973年6月簽署，但至1996年3月20日才生效。其明確締約方可以選擇版權法、工業設計法、特殊立法以及多重法律保護印刷字體，但其他的規定模糊或者粗略。該國際條約迄今只有十來個國家參加，我國至今還沒有加人，其影響有限。

　　三、具有獨創性的漢字印刷字體單字屬于美術作品受著作權法保護

　　對于字體包括印刷字體及其單字的法律保護，唯一相關的《印刷字體保護及國際備案協定》國際條約的規定粗略，影響有限，而且我國沒有加人；同時各國的相關立法及其行政、司法實踐各行其是，莫衷一是；我國目前也沒有如同我國臺灣地區或者英國的專門化的針對性立法；而且相對于字母簡單組合的西方文字及單字而言，形體較為復雜的漢字及單字更容易成為著作權法保護的美術作品。在我國法院具獨創性的漢字印刷字體單字是著作權法保護的美術作品已經發生的相關判例中，有的認定漢字印刷字體字庫之字型屬于具有審美意義的美術作品，[16]并認為該漢字字體字庫“是美術作品的集合”，其“每個漢字和字符”都系經“獨立創作完成，構成美術作品”；[17]有的則判決漢字字體字庫及其計算機軟件屬于美術作品，但其單字都不構成美術作品。[18]我國業界與學界對漢字字體字庫及單字的作品性質、生成條件等問題的認識，仍然存在著差異和沖突。在這樣的國內外背景下，應當在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的架構下分析漢字印刷字體及其單字的法律保護問題。

　　(一)不具可復制性的漢字印刷字體不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

　　從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現有作品分類來看，漢字字體包括印刷字體之單字應納人美術作品范疇。美術作品，“是指繪畫、書法、雕塑等以線條、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構成的有審美意義的平面或者立體的造型藝術作品。”[19]眾所周知，美術作品的首要功能是“審美意義”，而不是傳情達意(傳情達意是文字作品的首要功能)。具備獨創性的漢字印刷字體單字作為美術作品，被保護的不是其傳情達意的文字涵義而是其作為藝術作品的字型或稱字形，其相應的首要功能就是審美意義，在于“表形不表意，是畫不是文”。

　　漢字字體包括印刷字體本身是抽象的和無形的，必須依附在有形的單字及其字庫上才能顯示和表達；而且并非所有漢字字體或者漢字印刷字體都有獨創性，其中有一部分漢字字體包括印刷字體可能達到獨創性高度。然而，無論是否具備獨創性的漢字字體包括漢字印刷字體，其本身僅僅作為一種抽象和無形的表達特性或風格特征，必須具體落實到單字上才能顯示和展現，所以漢字字體包括印刷字體本身沒有可復制性，因而其不受我國著作權法的保護。

　　(二)具獨創性的漢字印刷字體單字屬于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美術作品

　　同時具備獨創性與可復制性而且沒有超過法定著作權保護期限的漢字字體包括印刷字體之單字可以作為美術作品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必須強調的是，不是所有的漢字印刷字體都具有獨創性，而且在具有獨創性的漢字印刷字體中也不是所有的單字都具有獨創性，只是那些具有獨創性并且沒有超過法定著作權保護期限的漢字字體之單字才是我國現行著作權法保護的美術作品。但因為漢字各單字之間字形繁簡八筆畫多少的不同，同一漢字印刷字體之具獨創性的字形風格與字形特征也并不是都能在每一個單字字形上充分體現和展現，其中筆畫較多的單字往往能充分體現該印刷字體的特定風格，容易具備獨創性并因此構成美術作品，其中筆畫較少的單字卻常常不足以體現該印刷字體的特定風格，可能不具備獨創性從而不構成美術作品。例如在方正公司創新的倩體字庫中，“飄柔”兩個倩體單字因其字型較為復雜已充分體現了漢字倩體印刷字體的獨創性，依法屬于美術作品，而如“一”、“二”這兩個倩體單字，因其字型簡單難以達到獨創性門檻，從而不屬于美術作品。

　　筆者認為，可以將我國現在使用的漢字印刷字體及其單字分成四類：第一類是早已超過了法定著作權保護期的字體，例如黑體、楷體、宋體、仿宋體等，這些漢字印刷字體之單字現在都已不享有著作權財產權利；第二類是在上述黑體、楷體、宋體、仿宋體等基礎上改進但其改進程度未達到獨創性高度的字體，這些漢字印刷字體之單字現在也不享有著作權財產權利；第三類是在上述黑體、楷體、宋體、仿宋體等基礎上改進但其改進程度達到了獨創性高度的字體，其單字如果仍然在法定著作權保護期內，則享有著作權財產權利；第四類主要是基于創新并達到了獨創性高度的新類型字體，例如前述方正訴寶潔“飄柔”著作權訴訟案涉及的“倩體”漢字印刷字體，此外還有徐靜蕾手創的“靜蕾體”，以及前述“啟功體”、“舒同體”等。這些漢字印刷字體之單字如果仍然在法定著作權保護期內，則其著作權之財產權利依法受保護。據統計，在人們商業使用或者非商業使用的漢字印刷字體及其單字中，至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屬于上述第一、二類已經過了法定著作權保護期的黑體、楷體、宋體、仿宋體等單字。有人一再強調如果一旦認可“可版權的”漢字字體單字享有著作財產權，就會出現“字字要付錢，人人得繳費”的壟斷漢字的形勢，就會造成“中國人沒有免費的計算機字體可用”的局面。[20]其實這完全屬于一種誤解，因為使用者對漢字印刷字體的使用完全可以進行自主選擇，即其可以自主選擇使用須支付著作權使用費的第三、四類漢字印刷字體，也可以選擇使用無須繳費的第一、二類漢字印刷字體。正如同在機場候機，既可以選擇在不用付費的候機大廳里候機，也可以選擇進人須付費的貴賓休息室候機，其均屬當事人的自由選擇，悉聽尊便。所以那種“字字要付錢，人人得繳費”的局面決不會出現。

　　(三)不具獨創性的漢字印刷字體字庫不屬于美術作品[21]

　　漢字印刷字體字庫是遵循國家標準或者其他標準，按照其排列規則、數量規則所進行的規模化的簡單集合。如果根據現行GB2312-80國家標準，每個漢字印刷字體字庫的基本漢字不少于6763個單字并按序排列。無論是過去的傳統的物理性的漢字印刷字體活字字庫，還是現在計算機軟件支持的數字化的漢字印刷字體軟件字庫，萬變不離其宗，究其實質都還是同樣的漢字印刷字體之單字的簡單集合；其中部分單字可能具有獨創性。但即使是單字具有獨創性的漢字印刷字體字庫，也不屬于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美術作品。一方面，數以千計之漢字單字組合的漢字印刷字體字庫難以認定為單一的美術作品。另一方面，漢字印刷字體字庫無法作為法律保護的匯編作品，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14條有關“匯編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構成作品的數據或者其他材料，對其內容的選擇或者編排體現獨創性的作品，為匯編作品”之規定，匯編作品的獨創性只能體現在“其內容的選擇或者編排”的獨創性方面。但是在我國，漢字印刷字體字庫“內容的選擇或者編排”是有國家標準的，而且這些國家標準都是非常簡單的，沒有也不能對其內容和編排進行任意選擇和任何取舍，也無法進行相應創作和創新。所以，在“內容的選擇或者編排”上沒有獨創性的漢字印刷字體字庫，不能構成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匯編美術作品。

【作者簡介】
陶鑫良，上海大學教授，法學院副院長及知識產權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