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數字化作品 網絡著作權 網絡傳輸權 責任主體
論文摘要:當前互聯網技術發展迅速，隨之而來的網絡環境下的著作權侵權現象日益嚴峻。本文從保護對象、侵權責任主體角度出發，對互聯網數字化作品著作權保護展開論述，并提出法律上的對策。
近幾年來，隨著我國信息等高新技術產業的飛速發展，國際互聯網在我國廣泛發展，隨之而來的法律問題也層出不窮。網絡商務及非商務行為都會涉及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享有的知識產權，給人們提出了信息使用和保護的問題。尤其是網絡環境下數字化作品著作權的保護，已成為一個必須解決的迫切問題。針對這一現象，國際社會作出了應有的回應。其中最受普遍關注和影響最深遠的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WIPO)于1996年12月在日內瓦召開關于版權和鄰接權若干問題外交會議通過的兩個新公約，即《版權條約》和《表演與錄音制品條約》，主要是關于新傳播技術，尤其是在數字技術和網絡環境下使用作品所引起的版權和鄰接權問題。本文擬就網絡數字化作品著作權保護對象的界定、侵權責任主體的認定及侵權行為法律應對幾個間題，作一論述。
一、網絡環境下數字化作品著作權保護對象
(一)新環境下著作權保護對象的變遷及其法律認定
網絡環境下傳統作品的表現形式發生了變化:一是作品中的信息可以自由流通;二是作品受保護的標準模糊化，作品是否有獨創性很難區分和保護。網絡作品是指在電子計算機互聯網絡上出現的作品。對于網絡環境中著作權保護的問題，有觀點認為當前對網絡著作權法律未作規定，因而對其談不上保護。面對網上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傳輸他人作品的現象時有發生，權利人叫苦連連。事實上，這里所指的網絡作品并非新創作的作品類型，而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各類作品在網絡上的表現形式，既包括網絡原創作品，也包括傳統作品的數字化形式。因此，可以從傳統著作權法律制度中找到保護依據。我國《著作權法》未對作品受保護的實質條件作出明確規定，但《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二條:“著作權法所稱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成果。”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在《關于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明確指出，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包括著作權法第三條規定的各類作品和模型作品，其著作權仍屬于原作品的著作權人，未經許可不支付費用的上載、傳播、復制等行為都有可能構成侵權。
(二)由案例時保護時象的界定
《解釋》頒布后有助于指導法院對關于著作權糾紛的審理，使法官明確了網絡環境下著作權的保護范圍，有利于侵權人責任的認定和承擔。這些案例中最具有代表性，受到最廣泛關注的是北京法院審理的六作家狀告網絡公司著作權侵權案:北京一家通信技術公司在未取得王蒙等六位作家同意也未支付報酬的情況下，將六位作家分別創作的七部文學作品存儲在其計算機系統內，通過網絡服務器在互聯網上傳播。網絡用戶只要通過撥號上網方式進人該公司主頁再點擊具體作者的作品名稱，即可瀏覽或下載作品的內容。因此，六作家認為該公司未經許可以營利為目的使用原告的作品，侵害其依法享有的著作權為由訴諸法律，請求判決該公司停止侵權，公開致歉，賠償經濟損失等。而該被告公司認為其網站上存儲的作品均是從其他網站上下載的，并且作品內容完整，署名正確。被告認為在互聯網上應如何使用他人作品，使用他人作品是否要經著作權人授權，是否向著作權人支付費用等問題無法可依。
本案是一起關于網絡著作權侵權認定的案件。其關鍵是認定網絡環境下著作權的保護對象，在此基礎上認定侵權責任的承擔。如前所述，網絡作品實際上是傳統著作權法中所指作品在網絡上的再現形式。它是傳統形式作品的數字化，即將文字、數值、圖像等表現形式的作品通過計算機轉換成機器識別的二進制編碼數字技術。這種轉換不具有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創造性，沒有形成新作品。原作品的著作權人在網絡環境下對其作品仍然有著作權。根據著作權法第十條規定，權利人享有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使用和獲得報酬的權利。其他作品作者享有的著作人身權、財產權，他們也應該享有。回到本案中，六位作家對其作品在網絡環境中同樣享有著作權，作品的數字化僅是其作品與原載體分離產生形式上的變化。被告公司在網絡上使用其作品是傳統作品使用方式在網絡環境中的延伸，原告在網絡環境中享有的著作權是其傳統著作權在網絡環境下的擴展。在網絡環境中，傳統作品被以數字化形式再現出來，這種數字化形式的作品與原作品無本質差別，屬于已有著作權法中規定的著作權保護對象。因此，被告未經許可也未付酬上載利用其作品當然構成侵權，要承擔侵權責任。
二、侵犯網絡著作權法律責任主體
關于網絡著作權侵權主體，就上述案例來說有兩類。一類當然是未經許可也未付報酬將作品上傳互聯網及將上傳的作品下載于其服務器供廣大互聯網用戶利用之人;另一類上文未提及，但是也不容忽視，即通過互聯網直接利用該作品的普通網民。他們通過網絡在未經原作者許可，也未付費的情形下欣賞、下載作品到其計算機上也構成對作者著作權的侵害。本文僅討論第一類侵權主體的責任。
上述第一類侵權主體是向網絡提供作品的人，即在線服務商，又稱為在線服務提供者，是互聯網環境下信息傳播的中介的服務的提供人。它可以分為兩類，一為網絡信息提供者(ICP )，另一為網絡介人服務提供者(ISP )。前者指提供各類作品，新聞等信息內容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后者是指提供網絡連載，接入鏈接等物理基礎設施服務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岡兩者最主要的區別是對信息編輯控制能力不同。所以各自承擔的法律責任也不相同。在線服務者在知識產權侵權發生時所承擔的責任有兩個方面:一是在線服務商提供的設施服務、接人服務等本身直接發生侵權而應負的責任;二是他人借助在線服務商的系統、設施或搜索工具而侵犯了第三方知識產權時，在線服務商的責任n0本文僅沛侖第一種責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解釋:設置網絡服務主體的著作權法律責任一是要依法制裁侵犯網絡著作權的行為，二是出于保護和促進新興網絡產業的健康發展考慮，給網絡服務主體提供一個法律責任的“避風港”，使其在沒有主觀過錯時對侵權行為不承擔過重的責任。根據分析可知，上述案例中被告公司顯然應屬于前者，即網絡信息內容提供者(ICP )。這里我們討論ICP的責任承擔，而ISP則放人后文網絡傳輸權中。
(一)網絡信息內容提供者
如前所述，網絡信息內容提供者是直接向網絡用戶提供信息內容的在線服務商。其在存儲編輯信息時應負有注意義務，即對信息內容不侵犯他人著作權具有保護義務。并且在明知侵權行為發生或經著作權人提出確有證據的警告后，負有實施移除侵權內容等措施以停止侵權內容繼續傳播的義務。在上述六作家訴侵權案件中，被告公司未經授權也未負報酬在其網站上載作品，直接侵害了六作家的著作權，當然應承擔侵權責任。實際上，被告公司承擔的侵權責任與傳統上侵犯著作權的侵權責任方式從本質上并無二質，改變的只是形式和侵權方式。前者利用的是現代科技信息手段而已，在認定侵權和責任承擔時當然可以適用原著作權法的規定。
(二)網絡接入服務者
從上述已知，網絡接人服務者與信息內容服務者不同在于后者直接提供信息內容，而前者是為網絡用戶獲取信息內容提供連線、接人、鏈接等物理基礎設施。因此，其對網絡信息內容的接觸是間接的，不具備編輯控制能力，對信息內容的合法性沒有監控義務，因而對他人在網絡上實施的侵權行為沒有主觀過錯。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網絡接人服務者作為義務主體時其對應的權利主體是網絡傳輸權主體，即網絡接人服務者侵犯的是著作權人的網絡傳輸權。作品的使用包括對作品復制、發行以及將作品內容向公眾進行呈現和展示。在網絡環境中，著作權人向公眾傳播其作品的權利就表現為網絡傳播權，即權利人在網絡中以何種方式傳播其作品的權利，它是著作權在網絡中的延伸。
對于網絡接人服務者侵權責任承擔問題，以一個案例來說明:原告劉京勝發現，通過被告搜狐公司的搜狐網頁可以連接到其他網頁，看到其翻譯作品《堂·吉訶德》，訴至法院要求其承擔侵權責任。本案爭議的焦點是通過當事人一方網站的搜索引擎與其他網站發生鏈接，該網站對其他網站發生的侵權行為是否也應承擔侵權責任。
在網絡環境下，著作權人享有網絡傳播權。不論網站經營者是自己直接提供信息服務還是提供鏈接服務幫助用戶獲取信息都造成了作品的傳播。如果鏈接便利了傳播也會構成侵權。但是對于在線服務商不應一律適用嚴格責任。因為前文已提到，在信息社會中，一方面要保護著作權人利益，制裁網絡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另一為面為了促進和保護信息產業的健康發展，要適當減輕服務商的責任。并且鏈接服務者不同于信息內容提供服務者，他對信息的接觸是間接的，無法對搜索引擎搜索到的信息先行判斷是否存在侵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求網站經營者承擔個人責任是不合理的。因此，通過鏈接獲取的網上信息為侵權信息時，一般應追究上載該信息網站的法律責任。由此看來，本案中被告不侵犯原告的著作權。但是，如果網站經營者明知其他網站網頁中含有的信息侵權時還繼續提供該中介服務，則其行為應被認為構成侵權。本案中，原告發現自己的著作權被侵犯向被告要求斷開鏈接，被告予以拒絕，擴大了侵權結果，對此必需承擔侵權責任，即一種協助侵權責任。
三、網絡數字化作品著作權侵權的立法規制
目前，利用網絡侵犯他人著作權的現象十分嚴重。由于法律的不規范及人們認識上的差異，制止和處理十分不便。而目前關于利用網絡侵犯著作權的保護措施或手段單一，程序復雜，成本過高，對此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將會助長網絡侵權的泛濫，破壞正常的學術研究和發展。本部分擬針對上述數字化作品著作權和在網絡中的傳播權問題在民事、行政、刑事三方面的保護結合立法做出論述，旨在提出有益性見解，提高保護網絡著作權的功效。
(一)民事立法方面
從民事角度探討網絡著作權的法律保護重點應放在《民法通則》和《著作權法》上。我國實行的是《民法通則》與《著作權法》以及一些相關法律適用解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相結合的保護方式。《民法通則》設定基本原則，《著作權法》具體做出規定。但是由于立法的局限性，《著作權法》在頒布時有許多內容未涵蓋在內，這時僅能從《民法通則》中找一般原則作為依據，給審判帶來很多不確定因素，常常也給人審判無法可依的感覺。因此，必需及早完善這兩部法律相關內容，尤其是對后者的擴充。在這些有待完善和補充的制度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新修訂的《著作權法》順應網絡環境的要求于第十條第十二項規定了信息網絡傳播權。但在設立過程中，產生了一些爭議，主要焦點之一是如何在法律上定位“網絡傳輸”。關于網絡傳輸的概念、傳輸過程中發生的復制問題、網絡傳輸行為范圍、法律責任等規定不明確，給審判留有余地。對此，本文有以下幾點看法:
首先，應明確網絡傳輸行為的概念，它是指將文字(包括計算機程序)、美術、圖形、電影和音樂等作品數字化后通過網絡向公眾提供，使公眾可以自選時間、地點和范圍接觸前述作品的行為。
其次，上述概念中“公眾”的范圍問題。公眾的含義一般是指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有觀點主張以網絡形態為開放式或封閉式為標準，來區分式屬于“公開”或“私下”。凡不特定人均可申請加人為公開，而公司內部之局域網不具有公開性。我們認為這種觀點不合理。雖然局域網不向所有社會成員敞開，似乎是局限在特定少數人中，不屬于“公眾”的范疇，但是這些信息內容一旦被這些“特定少數人”知悉后極有可能被再次傳播，導致“不特定多數人”獲得信息，而且這種傳輸是不能被控制和掌握的，并最終可能讓“公眾”得悉信息內容。因此，我們認為“公眾”應包括局域網這一范圍。
再次，網絡傳輸行為的范圍，法律責任和法律適用。作品在網絡傳輸過程中產生一系列的涉及作品著作權的行為。以復制最為突出，包括上載、下載、轉貼、轉載、存儲、數字化、瀏覽、打印等。網絡用戶在獲得信息，將個人計算機與網絡服務器聯機時會產生上述復制行為。在這過程中的復制行為當未經授權時是否均要承擔法律責任?我們認為，得到作品的網絡傳輸的許可，傳輸過程中的復制行為視同獲得了許可，但與傳輸相獨立的復制行為仍認定為復制行為。
(二)行政立法管理方面
在這一方面，國家行政部門頒布了許多行政規章和行政保護條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這部規章的出臺有其積極意義，明確了網絡傳播權的行政保護方面一些具體規定，有利于信息網絡傳播向規范化，法制化前進。但它也存在許多的不足。
首先，根據其第一條規范，它的保護對象及范圍僅僅是所稱“互聯網信息服務活動中根據互聯網內容提供者的指令，通過互聯網自動提供作品，錄音錄像制品等內容的上載、存儲、鏈接或搜索功能，且對存儲或傳輸的內容不進行任何編輯、修改或選擇行為。”可見其并未全面覆蓋互聯網著作權，僅是一種填補空缺的過渡性的行政規章。
其次，法律位階低，僅是一部行政規章，沒有裁判效力，不能作為法院判決民事和行政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據，只能作為參考。所以，有學者建議在制定規章條例規范網絡傳播行為的同時，設立專門行政機構負責對網絡著作權的管理，對網絡傳播行為進行監管，實行“以網絡對網絡”的保護，以網絡執法機構應對和治理利用網絡侵害他人著作權的行為。這種機制符合網絡侵權的特點，可以充分利用網絡工具的優勢作用，彌補一般訴訟救濟程序的缺陷和不足，真正實現便捷、快速的保護目的。
(三)刑事立法方面
我國保護著作權的刑事立法比較滯后，第一部專門對著作權進行刑法保護的單行刑事法律是1994年7月通過的《關于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惻吠那時起，司法部門加強了對這一領域的研究，著作權刑事法律法規立法有了很大進展。最具代表性的是1997年3月14日修訂后的刑法典在第三章第八節專門規定了“侵犯知識產權罪”，關于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規定了兩條兩個罪名，即第217條的侵犯著作權罪及第218條的銷售侵權復制品罪。這正式確立了我國對著作權的刑法保護，但是這遠遠不能滿足網絡環境下對著作權法律保護的要求。修改后的《著作權法》第47條規定“未經著作權人許可，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其作品是一種侵權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一條明確了侵犯著作權可構成犯罪，在立法上是一大進步。但是具體到構成犯罪需達到什么條件以及承擔刑事責任的方式范圍，刑法中顯然未明確規定，這就給立法留下了空白。
另外，我國刑法要求，侵犯著作權罪的成立，行為人在主觀上需出于故意并以營利為目的且達到“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有其他嚴重情節的程度”。所.謂營利是指牟取暴利，指行為人希望通過實施侵犯他人著作權行為，獲取非法經濟利益。若行為人客觀上雖然實施了刑法規定的侵犯著作權的行為，但主觀上沒有營利目的，就不能構成侵犯著作權罪;所謂違法所得較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有關規定，應為個人違法所得數額在五萬元以上，單位違法所得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的。但是鑒于目前侵犯著作權行為的嚴重性，侵犯著作權罪的成立不應要求“在主觀上必需具備營利目的，客觀上違法所得數額較大”，否則許多行為人會以自己不具備營利目的及未獲巨額利益而抗辯。例如上述第二個案例中，被告搜狐公司作為網絡鏈接服務者就以其可以免費提供用戶下載信息不以營利為目的未獲巨額利益為由而主張侵權行為不成立。這很顯然不利于保護原告的權益。新修訂的《著作權法》已刪除了原《著作權法》中關于“以營利為目的”的規定，我們認為從維護法律體系內部協調統一的角度出發，現行刑法也應進行相應調整。關于“違法所得數額較大”的規定，我們認為應降低刑法定罪標準，因為往往侵權行為人在未獲取巨額收益時就不能讓其承擔刑事責任，而其侵權行為又會造成嚴重社會后果，不利于保護權利人利益。我們建議，個人犯罪的其違法所得數額降為一萬元;單位犯罪的其違法所得數額降為十萬元為宜。
在21世紀網絡信息時代，網絡技術和信息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網絡在為人們帶來各種便利的同時也對人們提出各種嚴峻的挑戰，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對法律提出的要求。網絡環境中大量各類侵犯知識產權，尤其是著作權的行為頻繁發生，給權利人造成重大利益損害，對法制社會提出更多需要面臨的新問題。本文從概念特征等方面出發結合案例分析，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法律保護方面的建議和觀點，分為民事保護、行政保護和刑事保護三個方面:在民事保護方面，建議完善關于著作權的民事立法，特別是對《著作權法》的擴充，明確網絡傳播權的法律定位和“公眾”的范圍等問題;在行政立法上，應提高著作權立法的位階，使之能適用于審判，并建立專門規范管理網絡傳輸行為的機構實行“以網絡對網絡”的保護;刑事方面，修改刑法典在著作權犯罪方面與現行《著作權法》等新修訂法規的沖突之處，實現法律各部門間的協調，保證刑法典適應新時代網絡信息發展要求，更好地制裁犯罪，維護著作權人的利益。
作者：徐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