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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設計:什么是當務之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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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英國六十年代以來的平面設計”展覽在中國的巡展被列為設計界今年的盛事之一，更讓我們感慨的是作品背后的大時代——經濟高速發展，消費迅速增長，思潮撞擊產生了新文化和強有力的新媒介，而繁榮的出版業、唱片廠牌、藝術與消費場所更是設計迅猛發展的溫床。策展人Rick Poynor在展覽引言中十八次提到“獨立”和“獨立性”，他說，獨立精神是英國平面設計的基礎，“所謂獨立，是指不依賴于任何政黨和團體，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控制和擺布，對所有問題的判斷均經過自己的思考。” 反觀中國熱度漸升的設計行業，眾多嶄露頭角的年輕設計組合，4A公司里商業化模式下的設計師，是否存在或正在孕育著普遍意義上的獨立精神，他們能夠發揮出多大程度的獨立性，對于獨立設計師而言，商業設計和非商業設計的界限是否存在？
獨立設計，一個標簽？
無論對英國還是中國設計師，獨立精神都是一種能力而非標簽和口號。
獨立設計師不僅僅是身份狀態的獨立，他們選擇以這樣的方式進行設計——不去代表商業主流的大公司工作、成立個人工作室或者小型的設計公司，或者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做自己的作品，其中的代表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MEWE設計聯盟、Unmask、中國第一家設計畫廊的創立者吉吉、堅持音樂與設計實驗的B6樓南立、做時尚產品開發的Perk、喜歡自制玩具的彭磊、網絡公司職員兼插畫師的北邦……他們更注重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有意保持獨立性，崇尚自我發展道路，做自己喜歡的作品，有自己的見解和洞察力。
很多國際大牌和無名而活躍的設計小團隊展開合作。在中國，Nike除了與智威湯遜公司合作，也一直在積極尋找一些富于“另類文化”氣質的獨立設計師作為項目伙伴；還有芝華士與Unmask愉快牽手，這些國際大品牌廣告定位上堅持主流傳播、而在創作上則不斷在尋找新的元素。但是大多數設計師還基本上在單打獨斗，等待大品牌慧眼識才，沒有相對完善的體系保障和行業規范。英國的獨立平面設計對全球都有著相當深遠的影響，一直到現在，設計師們都是在一個良性的體系內運轉，著名的設計廠牌Big Active，旗下簽約二十多個英國最酷的獨立設計師，再為他們找到優質客戶，這在國內很難想象。
作為一名獨立設計師，其獨立精神體還現在對設計的自我認知和關切，并且能將這種體認和關切反映到創作中，使每一件作品都能在自我屬性控制下，找到契合作品本身特性的表現，而抵達這個目的的道路不止一條。MEWE設計聯盟的成員之一劉治治，曾經為小提琴演奏家林朝陽的古典音樂會做海報設計，音樂會上一位女孩對他說起匯集年輕設計師的“大聲展”如何生動有趣，聽說劉治治也是參展的設計師時，她十分驚訝，參加新銳的大聲展和設計古典音樂會海報怎么可能在同一個人身上發生。對于經常發生的類似誤解，劉治治解釋為“我在以我的精神來解釋古典音樂，而做大聲展又是另一種途徑。我在精神層面上可以對所有可能的問題進行判斷，而這種判斷并不喪失我的標準。我有可能不做一些東西，但并不是說它們是商業的，或者主流的，也有些特別地下的。這是獨立思考的精神”。
吉吉認為，“‘獨立設計’在中國的情況有很多種，有人說自己不適合做商業設計，有人標榜自己只做獨立，總是分得很清，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在經濟社會的環境中，商業設計和非商業設計的界限幾近于無，無論是接近藝術與文化層面的客戶比如畫廊、美術館、音樂會，還是商業目的直接的常規客戶，對于設計師這個職業而言，完成客戶的委托都是進行商業行為。按照MEWE設計聯盟的另一位成員廣煜的話說，“如果設計師不發生商業行為或者他的行為不對商品進行助推的話，就是一個幌子。”
商業或者非商業，一個偽問題
“隨意而為，無視金錢”的Cream雜志是香港少有的異類，每期在選題、材質、設計上都給人以驚喜，現任藝術指導Man Chung Lee和設計師Amber將Cream叫好不叫座的形態調整為銷量穩中有升，“開始賺錢”，這不是妥協和中庸，而是設計類雜志在激烈商戰中的生存之道。Man Chung Lee和Amber圓滿完成了任務，即將離開Cream，開展自己的工作計劃，在藝術、時尚、出版方面與不同領域的精英合作，其中也包括大大小小的品牌，“我們一直都認為自己是獨立設計師”。
任何一個設計師都可以說是商業設計師，獨立設計師更不能以商業非商業來區分。最具權威的廣告與設計獎項D&AD最初就是為推動商業設計的高水平發展而設立的，沒有一個作品是客戶空缺的飛機稿。日本暢銷水瓶的包裝都是由平野敬子、水野學、佐藤可適和等一流的獨立設計師輪番設計。最優秀的也是最商業的，“做得真藝術！一點也不商業！”這樣的贊嘆無疑是個諷刺。
Lucience Roberts是一名英國設計師， 以做公益和慈善機構海報著稱，他十分符合1964年Ken Garland所書寫的《當務之急》（First Things First）的主旨，“把我們的技術主要用在一些值得一做的事情上”。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工作是讓世界有可能變成一個更美的地方，實際情況仍然是大多數公共部門的信息設計非常糟糕，有一定地位的設計師都對做那種工作不感興趣，因此它總是低于平均水平。”中國的情況也驚人相似，設計和視覺的垃圾比比皆是，公益海報的表現令人沮喪，作為設計師當然也希望中國的視覺垃圾越來越少，但是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絕不是單方面的。廣煜說自己“不會因為錢多錢少來做決定，不會是因為公益海報就做，商業就不做，我關心的是這個項目有多大的容積，使我們的智慧得以表現”。言語間更是一種無奈，“五十年前的公益海報和今天的沒有什么區別。設計師還是沒有掌握話語權，公益海報不全是設計師的責任。”劉治治的觀點是，“往往越遙遠的東西越好操作，反戰海報，智慧的使用遠遠低于一個水瓶包裝的設計，因為沒有經過大多數人的檢驗。每一個藝術家或者設計師應該對當下最尖銳的社會問題進行思考。”
在此看來，平面設計可以為高度集中的社會目的服務，也可以是個人傳達的一種探索。中國最好的年輕一代獨立設計師們在積極參與各種與自身有關的嘗試，也在對社會所賦予的東西進行評判，他們沒有特別標榜社會責任感，而是做好每一個項目，從而對社會的視覺系統有所推進。當有一天他們設計的水瓶好看到讓人舍不得扔掉，創作的街頭廣告深入人心時，他們的觀眾不再是進美術館和畫廊的那一小部分。
中國設計，一個新起點
日本設計師山杉在參觀位于上海莫干山路50號、設計畫廊和吉吉的工作室時，不禁感嘆，“我很羨慕中國設計師生活的這個時代，像日本的七十年代，每個人都拼命工作，競爭很激烈。現在整個日本社會都追求精致得像塑料一樣，但是中國很生猛。”
進入新千年以后，《黑客帝國》帶來的視知覺顛覆，村上隆的娃娃頭印在LV包上全球熱賣，動畫片《千與千尋》獲得了世界電影最高獎項，奧運場館“鳥巢”方案令人驚嘆……國人對設計和文化的認知開始蘇醒，流行文化符號充斥整個社會。新思想，新風格，新方向就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設計師人群中悄然形成，他們具有天然的獨立氣質，深圳設計師王文亮這樣形容，“這個部落沒有酋長”，數碼時代就是設計的大熔爐，面對設計師的是自我探究和自我更新的問題。中國設計教育的僵化、設計環境的壓抑與開放而層出不窮的機會形成鮮明的對比，英國V&A博物館不久之前將他們策劃的Vivienne Westwood回顧展帶到了上海的外灘18號，在朋克文化下成長出來的Vivienne，是一個偉大的時代鑄造出來的，她的身上充滿了社會氛圍的烙印。對中國設計行業而言，現在正是一個新的起點：一切充滿了不確定、交鋒和各種可能，英國V&A博物館在2008年會舉辦中國當代設計展，這個消息已經讓很多人期待。
什么是真正的當務之急？恐怕不僅僅是公益海報或者商業非商業的糾纏，重要的是設計師獨立意識的培養和行業的規范化，這是一切開展的基礎。“溝通”展覽可以看作設計師們對全球化問題的回應。“今天的精英設計師們試圖重建設計的良心和責任，他們不得不回過頭來尋找獨立設計的根源。而獨立設計之所以誕生，正是來自社會的風云激蕩，可惜的是，那個波瀾壯闊的大時代已一去不返。”這是英國設計師對于時代變化的回應，而在中國，一切變化迅疾生猛，正在重新尋找起點的設計師面臨的情況應該比他們的英國同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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